雅乐到了隋代,已是只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了。隋文帝杨坚立国之后,征求精通音乐的人到尚书省,讨论如何制定适合隋朝的雅乐。当时参加议乐的人,沛国公郑译、邳国公苏威与他的儿子苏夔在调式、音阶的运用上各执己见,不能得到统一。当时,有一位著名的乐工叫万宝常,他自幼便“妙达音律,遍识八音”,表现出极高的音乐天赋。而且他为人耿直,不趋炎附势,皇帝和乐官们自然是看不上他的。所以,虽然“每召与议”,但是“言多不用”。参加“开皇乐议”的另一位大人物是国子监博士何妥,他出身于“西洲巨富”,根本不懂音乐,但他自恃得到皇帝的宠信,又嫉妒郑译等人,深怕他们的意见得到皇帝的嘉许。于是,他利用隋文帝对音乐一窍不通的情况,另立标杆,提出雅乐只能采用流传于民间的“清商三调”,致使开皇乐议意见纷纭,形成了“是时竟为异议,各立朋党,是非之理,纷然淆乱”的局面。后来,隋文帝杨坚只好让各种不同意见的人,分别按自己的想法制定雅乐,最后再作比较、定取舍。
何妥明知自己的想法甚无道理,深怕出乖露丑,于是先下手为强,搞了一次试奏,只用黄钟一调,并且编了一套谎话愚弄隋文帝,说什么:“黄钟之音,象征着皇帝的德行。”听到这些话,不懂音乐的隋文帝心中当然十分受用,立刻表示:“滔滔和雅,甚与我心会。”认为音乐很符合他的心意。何妥马上更进谗言说:雅乐应当只用“黄钟一宫”,其他调都要弃置不用。
隋文帝更为高兴,重重赏赐了何妥一班人,其他人的建议都搁置一边了。过了一段时间,主管音乐的太常卿牛弘又根据郑译原先的提议,请求恢复使用五代时的“五声六律,旋相为宫”之法。但隋文帝的脑子里只有“黄钟代表皇帝”的想法,因而指令“不许作旋宫之乐,但作黄钟一宫而已。”大约隋文帝是把“旋宫”与“皇帝让位”联系了起来,所以才作出这样武断的决定。此后,隋代的雅乐“唯奏黄钟一宫,郊庙飨用一调,迎神用五调。”可以想见,这样的音乐该是怎样的单调、枯燥乏味啊!又过一段时间,旧的乐工替换下去之后,新的雅乐乐工竟只会演奏黄钟宫调,连转调都不会了。有些乐工对这样的乐制深感气愤,在庄严的祭祀场合故意捣乱,不用黄钟而用蕤宾调演奏(比黄钟高出一个增四度),乐声刺耳,却没有一个人能听得出来。“开皇乐议”竟使雅乐进一步走到了毁灭的路上。
至于参加“开皇乐议”的人,苏威因何妥告发有“朋党之嫌”而获罪,苏夔也因此受到株连削职为民,郁郁寡欢,死时只有四十九岁。郑译因意见屡屡未被采纳心情压抑,五十二岁时死在歧州任上。而“声律之奇,足以追踪牙、旷”(伯牙、师旷)的音乐家万宝常,下场更为悲惨。在恶劣的环境中,他的音乐才能无法施展,一生贫困,无儿无女。在他卧病在床时,他的妻子席卷家中所有值钱之物一走了之。贫病交加的万宝常痛心疾首,他将自己一生有关音乐的著作付之一炬,烧了个精光,边烧边喊:“何用此为?”
最后,他满腔悲愤地离开了人间。隋文帝不懂音乐,又好佞人,不仅葬送了音乐,也埋葬了许许多多宝贵的音乐人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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